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狂妄日军是如何被扁的?

来源:中国国防报-军事特刊作者:张治宇、张德彬责任编辑:狄伯文
2017-10-09 15:10

抗战期间,四次长沙会战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、规模最大、历时最长的大会战。其中以第三次长沙会战,中方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——

狂妄日军被扁记

■张治宇 张德彬

中国军队设在岳麓山上的重型榴弹炮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41年12月下旬,为策应向香港进军的日军,日本第11集团军在阿南惟畿的率领下,向长沙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,史称第三次长沙会战。此战中,中国军队采取逐次抵抗,诱敌深入的作法,对孤军深入的狂妄之敌进行合围作战,使日军遭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败仗,尽管此战结局惨胜,但依然是抗战中正面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值得一提的战役。

战略背景

全面抗战爆发后,湖南是全国抗战粮食、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。然而1938年11月,“文夕大火”将长沙烧成了粤汉铁路上的一座“孤城”。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,长沙一线成为中日反复争夺的战略要点,因此中国军队在此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,与日军对峙。

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,同一天,日军第23集团军进攻香港。为策应英军在香港作战,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及第4军奉命南下,准备向广州的日军进攻。日军第11集团军发现中国军队准备南下,遂决定先发制人,对长沙方向采取攻势,以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兵力,并准备在汨罗江两岸歼灭第九战区主力。日军认为:“此举即便不能拖住敌人,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队以严重威胁。”

战役筹划

然而,日军进攻长沙并非易事。长沙西接洞庭湖,东有九岭山、罗霄山等山脉,地形复杂,从岳阳到长沙是水网地带,不利于日军大规模机械化部队行动。1941年11月17日,在长沙召开的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,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在总结了前两次长沙战役的教训后,提出了“后退决战,争取外翼”的“天炉战法”。具体来说,当日军发起进攻时,中国军队采取节节抵抗、逐次后退、诱敌深入的策略,在达成作战目的后,向斜侧后方的山地撤退,并绕到外线,进而从更大层面对日军形成反包围,最后以尾击、侧击、夹击之势围歼日军。

在这一战法的基础上,第九战区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,以长沙城外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,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,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为第三道防线。前两道防线是伏击区和诱击区,第三道防线是决战区,即诱敌主力于“浏阳河、捞刀河间地区歼灭之”。随后第九战区从其他战区抽调12个师,这样,长沙附近总兵力达到了37个师,共30万人。

此时,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制订的进攻湘北的作战构想是:首先以第6师团、第40师团将新墙河南岸的第20军击溃,随后到达的第3师团在第6师团右翼投入战斗,将汨罗江南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,作战于12月22日开始,两周左右结束。

作战经过

逐次抵抗,诱敌深入

12月24日傍晚,日军在雨雪交加中向岳阳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了攻击。到26日,日军先后突破中国守军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,中国军队与日军血战对峙的计划并未实现。由于日军进攻顺利,阿南惟畿于29日晚做出决定,放弃原本制定的消耗中国军队作战力量的目的,转为攻城并下达进攻长沙的命令。31日,日军主力先后渡过捞刀河,进入捞刀河与浏阳河中间地区。第3师团、第6师团、第40师团主力分别从东、南、北方向对长沙形成围攻之势。

血战长沙,部署合围

1942年1月1日,长沙攻防战开始。日军3个师团,在几十架飞机投燃烧弹、毒气弹的掩护下,从东、南、北三面猛扑长沙城。日军攻击重点首先在长沙东南面,其次在长沙东北面。预备第10军在岳麓山重炮火力支援下,顽强抵抗。2日,日军强行向城内攻进,守军在炮火支援下坚守,多次击退日军进攻,并歼灭突入阵地之敌。3日,日军2个师团在航空兵的协同下,再度向长沙猛攻。中国守军奋力搏杀,经过三天鏖战,长沙城已失大半,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。第10军仍然死死坚守,与日军逐街逐堡逐屋地争夺。至4日,日军伤亡惨重,弹粮将尽,且第九战区调至长沙外围的10个军已从四面包围,进行向心攻击,因此下令北撤。

湘北追击,向心围歼

4日下午,根据作战命令,中国军队各作战师团迅速由南向北、由北向南、由东向西、由东南向西北、由西北向东南,追击、截击、堵击向北溃逃的日军,先后4次对日军形成包围作战。撤退中的日军,既要对付中国军队袭击,又要掩护伤病员,在中国军队向心围歼的打击下,行动十分迟缓,且损失惨重。直到1月15日退到新墙河北岸。至此,中国军队重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,恢复了战前态势,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。

战史解码

根据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的战报称:此战中国军队伤亡28000多人,毙伤日军56000多人,俘虏1.3万余,另缴获大量物资,后来历史学家根据各方面的史料佐证,战报中击毙和俘虏日军的数据存在夸大的嫌疑,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确以中国军队“惨胜”收官。

战法得当,中国军队谨慎应敌

第三次长沙会战前,第九战区总结了前两次长沙战役的经验教训,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,制定出坚壁清野、诱敌深入、围歼日军于“天然熔炉”的战法。在此基础上,战区司令部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,例如,在兵力部署上,改变了过去兵力分散的不足,将主力配置在湘北;在地域选择上,不以长沙城为决战地,而选择捞刀河以北、汨水以南地区决战,有利于外围部队集结;在战机把握上,不是日军强渡汨罗江向长沙进攻时,而是日军进攻受阻开始退却之际进行;在情报获取上,派出大量谍报人员,及时掌握日军动向。为了达到保密效果,战时使用的通讯设备一律采用有线电话指挥作战,防止日军破译通讯设施。此外战前,第九战区构筑了纵深梯次的据点工事,储备了大量粮食、弹药和军用物资。会战中,参战各军始终严格按照作战要求进行,这些都为战役胜利作了保障。

日军狂妄轻敌,擅改计划,孤军深入最终遭围歼

日军方面。在第三次长沙战役前,第11集团军指挥官阿南惟畿认为,中国军队刚刚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沉重打击不到两个月,短时间不可能恢复战斗力,而且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本身就不强,只会逐步抵抗,这次作战必将不战自溃。因此,第11集团军在作战前,甚至连作战方案都与上次会战一样,投入兵力比前两次还要少。正如日军在检讨失败教训时指出的那样,“……造成这种结果(战败)的最大原因,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战斗力量”。实际上,此时第九战区可以说是聚集了中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。

日军在初期制订的作战计划中,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目的,并非在于占领长沙,而是“摧毁中国军队战斗力,牵制第九战区南下”。日军从24日发起进攻开始,其作战推进极其顺利:24日下午投入战斗,26日夜间就杀到了汨罗河边,48小时内居然连连突破其防线,前进了大约25千米,在这一时期,尽管中国军队进行顽强阻击,但在日军进攻面前没有多少优势可言。到了30日,可以说日军已经实现其摧毁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目的。此时,如果日军按照原定计划反转撤退的话,则第三次长沙会战对中国军队来说又是一次败仗。

然而,前期的顺利助长了日军的狂妄,第11集团军司令阿南惟畿临时改变原定作战计划,决定向长沙发起进攻。此时日军的后勤补给已经无法跟上。狂妄的阿南惟畿带领这支孤军继续深入,即使在长沙久攻不下、甚至接到要求撤退的命令时,仍然谎称“不久即可获至战果”,继续发动对长沙的攻击。正是在这一时期,中国军队才得以完成包围计划,对其进行追剿作战。

追剿不力,防守松懈,日军两年后“逆袭”值得反思

日军在战后反思中认为,此战本为配合香港方面作战,然而损失远多于香港作战,况且此时恰逢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之际,此战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,英美媒体均对此进行报道,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士气。而第九战区在战后总结中也承认,此战虽然胜利,但在后期截击日军北撤的作战中,由于忽略了重点控制点,没能破坏日军渡河设备,从而使日军未受到成建制的歼灭性打击。

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,国民党上下,尤其是在第九战区内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,所有参战指挥官几乎无一例外都获得奖励并加官进爵。此后两年内,日军的确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。第九战区的部队,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逐渐轻敌,并放松了警惕。而日军则在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,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,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长沙地区发动攻势,并改变进军策略,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,最终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再次攻占长沙,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彻底击溃第九战区,使其直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,面对日军两年后的这一“逆袭”,不知驻守长沙的守军作何反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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